破局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码未来投资与增长

课程介绍：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宏观形势多变复杂：人工智能浪潮重塑产业生态，国际贸易摩擦持续演进，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长动能转换，部分企业与投资者正面临市场预期转弱、资产负债表承压、传统路径失效等多重挑战。

为此，本次课程将深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系统梳理宏观定调、产业方向与政策工具箱，助力企业及财务人员在全球视野下把握中国经济的深层逻辑与未来航向。

讲师介绍：

熊老师

宏观经济与投资趋势分析实战专家

20年宏观经济研究应用经验

熊老师是宏观经济与投资趋势分析实战专家，拥有20年宏观经济研究应用经验，曾任中鼎控股研究院院长，诺亚财富首席投资顾问，荷兰全球保险集团宏观研究部经理，安联基金国际投资部副理，主导多项国内、国外金融产品募集成功，涉及总金额300亿人民币、90亿美元。 熊老师是多所知名院校长期特邀财经领域讲师，多家电视台财经栏目常驻嘉宾，著有《一本书读懂宏观经济》、《金融核灾》等著作。

模块介绍：

模块一：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研判

本模块主要回顾了2025经济，并分享新常态的核心特征、全球及中国未来经济方向。

模块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核心要点解读

本模块主要分享2026经济主基调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地方债、房地产及与个人相关的收入、养老、育儿等问题。

模块三：未来投资机遇与产业风口

本模块主要分享未来经济发展的四大风口及中国经济的“危”与“机”。

模块一：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研判

一、2025年经济回顾

1、主要成绩

2025年，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一系列积极变化，各项核心指标表现亮眼，具体如下：

经济增长：2025年全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左右，经济总量达到140万亿元。从全球对比来看，这一增长表现尤为突出：2025年全球绝大多数大型经济体增速放缓，日本年度增长率逼近零，美国增长率低于2%，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主要经济体增长率均在1%及以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能够实现5%左右的全年增长率，彰显了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

就业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外贸增长：出口多元化成效明显。外贸顺差规模创历史新高，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外贸顺差，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AI、生物医药成果丰硕。

2、面临挑战

尽管2025年我国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亮眼，但居民实际体感与数据呈现存在明显差距，多数群众对全年经济感受偏冷、偏淡，核心原因在于我国与国外GDP统计方法的差异，进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现象。

我国作为生产大国，GDP核算采用生产法，即产品生产完成时便纳入GDP统计范围；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多采用消费法，仅将最终消费的产品纳入GDP核算。从结构上看，欧美、日本等国消费占GDP比重达70%以上，而我国消费占GDP比重仅为30%左右，生产与投资则占比60%以上，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因此，生产法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但也导致市场主体为实现GDP增长目标而侧重扩大生产规模。

生产规模扩大与市场消化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愈发明显。以房地产市场为例，2024年我国房屋存量已达7.3亿平方米，2025年这一数字不仅未减少，反而攀升至7.5亿平方米以上。产能过剩导致市场供大于求，企业为消化库存不得不降价促销，进而挤压利润空间，2025年我国企业整体利润率呈现下降态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同样承压，形成“GDP增长但企业盈利下滑”的特殊经济现象。

需要明确的是，两种GDP统计方法均客观真实，差异仅在于核算口径，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数据亮眼但体感不佳”的现状。产能过剩背景下，国内市场难以完全消化现有产能，我国不得不依赖外贸出口进行弥补，但外贸出口无法完全承接过剩产能，进一步加剧了价格下行压力，引发显著的通货紧缩现象。从具体指标来看，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维持在0至0.1%之间，处于通缩区间；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表现更为严峻，5月份同比跌幅达3.3%，年末虽回升至2.2%至2.3%的区间，但仍未摆脱负增长态势。

PPI持续负增长，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亏损压力，盈利空间不断压缩，进而导致企业涨薪动力不足，部分企业甚至出现减薪、裁员现象，居民收入增长承压，这也是群众对2025年经济感受不佳的核心原因。此外，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2025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约为4.1%至4.3%，这一数据更能真实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也进一步解释了数据与居民体感之间的差距。

总体来看，2025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核心矛盾是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提振居民消费，但当前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仍显不足。这也是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重点探讨相关问题的核心背景。值得关注的是，全球经济已经历4至5年的繁荣周期，2026年至2027年可能进入阶段性衰退，外部需求若出现下滑，将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显著冲击，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届时，政府需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稳定经济，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不搞大水漫灌”，这对政策制定形成了严峻考验。

除产能过剩外，我国经济还面临诸多风险隐患，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便是其中之一。2025年11月至12月，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呈现加速下跌态势，以上海为例，11月房价环比下跌1.22%，较10月0.9%的跌幅明显扩大，12月环比跌幅进一步扩大至1.34%至1.44%。一线城市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风向标”，其价格加速下跌表明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持续加大，也对整体经济稳定形成一定冲击，后续需重点关注一线城市房价止跌回升的时间节点。

二、新常态的核心特征：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1、速度变化

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公布的经济增速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我国经济虽有望维持在4%至5%的增速区间，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增速，可能维持在4%及以下，这一数据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态势。

2、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第三产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

但结合当前经济形势来看，产能过剩问题的化解，核心仍依赖于消费提振；而在当前通缩环境下，消费市场陷入“需求不足—价格下行—企业盈利下滑—居民收入减少—需求进一步不足”的恶性循环，若缺乏强有力的消费振兴政策，难以打破这一困境。

3、动力转换

打破当前经济循环困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生产效率、创造新的价值增量。对企业而言，需实现发展动力从传统劳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科技驱动转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整体商业价值。这也是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性转型的核心路径，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支撑，标志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三、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与中国的新定位

1、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从全球视野来看，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必然趋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复杂化，2026年世界经济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但这种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对我国而言并非单纯的利空，具体影响将在后续进一步分析。

2、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进程不断加速，中美“脱钩”背景下，部分产业链呈现向第三方转移的态势，例如苹果公司iPhone生产线向印度转移等。这种产业链转移趋势将在未来数年持续推进，现阶段各国均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以降低单一市场依赖带来的风险。

3、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明确了发展方向，即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实现长远发展的根本路径。

4、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过程中，我国的全球定位也在逐步转变，正从过去的国际规则接受者，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完善者转变，不断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局势变化，在短期内对我国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形成了一定压力，带来了阶段性利空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美国的逆全球化举措和单边主义行为，可能促使更多国家与我国深化合作，形成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因此短期利空并不意味着长期不利，这一发展态势需客观理性看待。

模块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核心要点解读

一、2026年经济主基调：稳字当头

会议为2026年经济发展定下了“稳字当头”的主基调。核心目标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结合“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长远目标，市场普遍预期明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将维持在5%左右的相对高位。这体现了国家在复杂内外环境下，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决心。

另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具体落实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灵活适度。

二、宏观政策新提法：强调“跨周期”与“集成效应”

宏观政策重点强调跨周期调节与集成效应，其中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核心原因在于，短期刺激政策往往只能产生阶段性效果，难以形成长效支撑，且可能引发结构性风险。结合历史经验来看，2014年我国拉动股市增长，仅维持十个月左右的增长周期，2015年7月便出现崩盘，其对市场的结构性破坏远超短期拉升带来的利好，后续不得不通过房地产市场调控，以“涨价去库存”的方式对冲股市泡沫带来的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出台4万亿振兴方案，虽助力我国在危机中实现相对平稳过渡，但后续引发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导致2011年至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阶段性下行周期，经历了较为艰难的调整阶段；2025年9月24日，我国出台振兴方案后，股市短期拉升，但自2025年7、8月份起政策效应逐步递减，房地产市场则出现加速下跌态势。

上述案例均表明，短期刺激政策如同“强心针”，仅能实现短期效应，无法形成持续的经济拉动动力。因此，未来宏观政策必须突出跨周期调节，摒弃一次性政策模式，出台一系列持续发力的政策举措。例如，不能仅在单一时间点推出政策后便停滞，而需持续发力、逐月提振市场信心，同时保证政策规模，形成集成效应，实现政策合力。以房地产调控为例，不能仅通过单一限购政策推动市场回暖；以产业调整为例，2025年7月16日推出的反内卷相关举措，因缺乏后续衔接未能形成长效效应。唯有形成政策集成效应，才能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作用，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成为政策集成发力的重要窗口期。

宏观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1+1>2”的协同效应，甚至形成“10+10”的规模效应，而非单一政策的孤立发力。例如，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拉动经济整体回升，不能仅聚焦于房地产领域，而需统筹拉动股市、GDP、通货膨胀率及人民币汇率，通过政策“组合拳”形成协同效应。其中，财政政策的支撑作用尤为关键，这一结论可结合货币政策的实施局限进一步明晰。

三、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注重质效

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继续强调“更加积极”，但同时突出了“注重质效”。这意味着财政支出不仅要有力度，更要有精度。政策将在保持必要支出规模的同时，优化结构，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并向基层倾斜，帮助地方缓解财政压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也是2026年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来看，财政政策的核心部署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保持力度

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我国财政赤字率始终维持在3%以内的国际常规标准，但2025年打破这一传统惯例，财政赤字率提升至4%左右。这一调整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需要依靠财政赤字发力拉动，因此，2026年有效维持合理的债务规模和支出总量，确保财政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将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举措。

2、优化结构

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优化支出结构，将资金投向更有效率和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

过去，部分财政资金投向过剩产能或低效产能领域，造成资源浪费，因此2026年财政政策将重点优化结构，其中专项债的投向调整尤为关键。未来，专项债将重点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要求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专项债占比不低于60%，通过资金精准投放，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3、地方支持

着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

4、核心要点

确保政策连贯性，保持支出规模。

优化支出结构，聚焦国家战略，尤其是新质生产力。

支持基层财政，兜牢“三保”底线。

化解地方债务，防范系统性风险。

当前，民间消费不振、民间投资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国家层面的财政拉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得财政政策能够发挥出远超西方经济体的实施效率，这也为我国经济稳定回升提供了坚实保障，无需过度担忧经济出现持续下行甚至崩溃的风险。

四、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灵活高效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维持了“适度宽松”的基调，并强调要“灵活高效”。 提出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将在稳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寻求更精细的平衡。市场普遍预期，2026年仍有降准降息的空间，这将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来看，当前我国正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经济现象，居民、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处于高位，市场主体的核心行为导向呈现“去杠杆、降负债”特征——居民将收入用于偿还债务而非储蓄和消费，企业及地方政府将盈利用于偿债而非扩大投资，这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在这一背景下，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能受到明显制约。以降息为例，当前市场主体缺乏贷款和投资意愿，即便基准利率降至1%以下的历史低位，仍难以有效刺激信贷需求，进一步降息的实际意义有限；而降准的核心作用是放大货币杠杆乘数，但近年来我国多次实施降准后，货币杠杆乘数不仅未提升，反而从峰值的8左右降至7.5以下，降准工具已难以发挥预期效果。

有观点提出借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但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与美国存在本质差异：美国量化宽松过程中，政府通过借贷将新增货币投入市场、拉动需求，而我国若单纯实施量化宽松，新增货币可能大量沉淀在银行体系，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最终陷入类似日本的经济困境——货币供应量增加但经济增长乏力。因此，量化宽松并非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

并非货币政策完全失效，而是需转向“精准滴灌”模式，聚焦关键领域发力。例如，近期推出的创新贷款、面向PE/VC机构的新质生产力专项贷款等，便是货币政策精准支持的重要体现，央行通过定向投放信贷资金，重点支持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助力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但总体来看，2026年货币政策的整体效能将明显低于财政政策。

此外，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仍有一定空间，预计2026年可能实施累计20个基点的降息（我国降息通常以10个基点为单位，不同于国外0.25个百分点的调整幅度）。部分城市传言将推出房屋贴息政策（尚未正式公布），预计将通过中央债务置换、地方政府补贴等方式，实现隐性降息0.5%至1%，这一政策若落地，将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一定支撑，预计可能在2026年下半年推出。

五、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会议确立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总基调，其中“稳”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核心是稳住经济增长、稳住就业、稳住物价，防范经济出现持续下行；“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方向，核心是通过结构调整、质量提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核心逻辑。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均处于下行阶段，2026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是“托底企稳”，而非“大幅拉升”——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快速回升，关键是遏制经济持续下行态势。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政府已逐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当前调控空间受到制约：美国利率仍维持在相对高位，若我国实施大规模“放水”政策，可能引发人民币大幅贬值，加剧资本外流风险，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始终坚持“稳字当头”。

预计2026年4、5月份后，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格局调整（如特朗普计划替换美联储主席），美国大概率将实施大幅降息政策，这将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提供充足窗口。基于这一判断，2026年我国经济将呈现“上半年偏弱、下半年向好”的态势，且下半年的回升势头将持续至2027年，这一为期1至1.5年的经济回升周期值得重点关注。

2026年下半年，我国有望推出力度明显的振兴方案，支撑经济上行，实现“以进促稳”的目标。需要明确的是，政策支持将坚持“精准导向”，不会采取“雨露均沾”的普惠式发钱模式，而是重点支持未来5至10年能够提升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的领域，通过结构优化实现质量提升。如何平衡“稳”与“进”的关系，精准把握调控力度和节奏，将成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关键。

六、核心任务（一）：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是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方式提振消费，特别是在住房、汽车和养老等领域。另一方面，要加大有效投资，尤其是在代表未来的“新基建”领域，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

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仍以“稳”为主，主要通过补贴方式引导消费，例如家电下乡补贴、新能源汽车补贴、养老服务补贴等；新基建领域则重点推进5G、6G、数据中心、充电桩、新能源等领域投资，同时着力撬动民间资本参与。但总体来看，当前市场信心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而信心扭转并非短期小幅调控所能实现——经济下行具有惯性，若要遏制下行、实现企稳回升，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当前宏观环境制约了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推出，需等待美联储降息带来的政策窗口。在此之前，我国将继续实施基础性调控举措，如加大国家投资力度、维持新能源等领域补贴等，稳步托底经济，为后续政策发力奠定基础。

七、核心任务（二）：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是提升经济质量的关键，也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根本。

在等待政策调控窗口的过程中，我国正着力“苦练内功”，将有限的资金、资源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倾斜，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人工智能革命正处于起步阶段，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其爆发性增长潜力巨大，我国若要跟上全球科技发展步伐、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重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我国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具有独特优势，有望实现“后发先至”：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涵盖联合国分类的全部产业链），制造业规模庞大，对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智能工厂等技术的需求旺盛，能够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土壤；同时，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能够有效降低技术应用成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发源于美国，美国在核心技术领域具有先发优势，但我国在应用场景和规模化落地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未来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第一大国，通过技术应用带动产业升级，大幅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2025年我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核心任务（三）：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并扩大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同时，要着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激发市场的内在活力。

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重点的是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全球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避免资源浪费；营商环境优化方面，重点落实“两个不动摇”，即坚决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关注的是，当前政策传导机制仍存在“上热下冷”的问题——中央层面的政策导向明确，但基层落实过程中存在执行力不足的情况。以专项贷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例，大型国有银行能够较好地落实政策要求，但地方性农商行、城商行受限于较高的坏账率（约为国有银行的三倍），首要任务是处置存量坏账，缺乏向中小企业放贷的意愿和能力，导致政策支持难以精准触达目标群体。因此，2026年至2027年，持续深化改革、完善政策传导机制，将成为一项重要核心任务。

九、地方债务：从“攻坚化解”到“系统治理”

对于地方债务问题，会议传递出的信号是“系统治理”。这意味着化解债务将不再是简单的“拆东墙补西墙”，而是通过债务置换、平台转型和发展经济等多种手段，标本兼治。政策的核心是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为地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地方债务与房地产市场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两大核心风险，其中房地产市场风险正处于有序释放过程中，而地方债务风险的系统性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过去，地方城投平台及各类融资平台的举债成本居高不下，部分城投平台举债利率达8%至9%，隐性债务利率甚至高达10%至11%以上，这些债务主体脱离政府信用约束和金融市场监管，形成了一定的风险隐患，一旦出现违约，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好在我国已及时加大地方债务治理力度，有效遏制了风险扩散。

从地方债务规模来看，当前地方城投平台的标准化债务与隐性债务合计已超过70万亿元，这一规模相当于15个瑞士信贷或44个硅谷银行的体量——单个硅谷银行破产便引发美国金融市场震动，需美联储出手救助；瑞士信贷危机更是险些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动荡，最终通过瑞士银行收购才得以化解，可见我国地方债务的风险防控任务艰巨。

当前，地方城投平台的债务风险已部分传导至金融体系，不良贷款规模有所上升，其中非标准化债务（含银行贷款、隐性债务、城投非标债务等）的风险远高于标准化债券（当前标准化城投债规模超过14万亿元）。

债务置换是当前地方债务化解的核心举措之一，核心逻辑是将风险较高的非标准化城投债务，尽可能置换成标准化债券。标准化债券能够注入中央政府信用，安全性显著提升：一旦标准化债券出现违约，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当前我国标准化城投债未出现任何违约案例，这也是我国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底线。

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收入直接偿还债务；二是借助中央债务置换，减轻地方偿债压力；三是对无法通过前两种方式化解的债务，实施债务重组（每年预计重组规模为2至3万亿元）。债务重组过程具有一定的阵痛性，但我国采取“分散化、长期化”的策略，避免一次性对大规模债务进行重组（如一次性重组30万亿元可能引发严重金融危机），而是通过10至20年的时间，逐步对20至30万亿元的存量债务进行重组，其余债务逐步转换为中央信用背书的标准化债务，这是当前地方债务化解的核心思路。

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出现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可能性较低，核心支撑在于国家信用背书和债务置换政策的持续推进。当前，债务置换政策已向贵州、云南、四川等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倾斜，体现了我国精准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决心。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获得中央债务置换支持的同时，也将面临债务上限管控等约束，发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地方债务化解仍将是一个长期且充满阵痛的过程，预计需耗时十年左右。

十、你的收入会涨吗？

会议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政府将采取措施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收计划的核心支撑是稳定就业，会议重点强调关注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同时着力提升城镇及农村居民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就业是收入增长的基础，唯有稳定就业、提升就业质量，才能带动居民消费增长；消费增长能够推动企业盈利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加薪、扩大用工规模，形成“就业—收入—消费—盈利—就业”的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的启动，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撑，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推出相关发力举措，并持续至2027年，推动居民收入逐步提升。

十一、房贷利息会降吗？

会议明确“降准降息”，市场普遍预期LPR利率将至少下降20个基点，可能需要分2至3次完成，但即便完成下调，对居民月供压力的缓解作用有限。以100万元房贷为例，月供仅能减少约120元。

除LPR下调外，网传部分城市将推出房屋贴息政策（尚未正式公布），预计将通过中央债务置换、地方政府补贴等方式实施，实现隐性降息0.5%至1.44%，本质上是一种间接降息举措，进一步缓解居民房贷压力。该政策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逐步推出，为房地产市场提供针对性支撑。

十二、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着力稳定

2025年第四季度，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加速下跌态势，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房价跌幅明显扩大，但当前市场已出现两大积极信号：一是香港房地产市场已率先止跌回稳（香港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最早开始下跌的地区）；二是深圳房价跌幅逐步收窄，作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领头羊”，深圳房价走势的转变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后续需重点关注上海房价能否在未来半年内止跌回稳，这将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企稳的关键。

预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仍面临较大调整压力，下半年有望实现止跌回稳。

为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政策将重点落实两大举措：

一是因城施策、精准调控。各地灵活运用政策，在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间精准发力；

二是收购存量，保障民生。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房、加大烂尾房处置力度

三是金融支持，降低成本。预期地产贴息贷款等政策，刺激合理住房需求。部分城市已将房贷首付比例降至15%，力度空前；

四是租购并举，多元供给。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满足多元化住房需求。

从房价跌幅来看，2026年上半年预计累计跌幅将达到40%至45%（截至2025年底已下跌38%），最大跌幅阶段过后，房价将进入“阴跌”状态——上涨空间有限，下跌幅度也将大幅收窄，呈现横盘整理态势。预计未来五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累计跌幅将达到5%至7%，总跌幅接近50%，但2026年至2028年这三年，房价跌幅将明显收窄，逐步实现企稳回升，“十五五”期间，我国房地产市场将整体维持平稳状态。

十三、养老金和育儿补贴会增加吗？

1、养老保障力度加大

当前，我国养老金保障力度正逐步提升，但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部分补贴向高收入群体倾斜，而占比60%至70%的低收入老年群体，未能充分享受补贴红利，养老金提升对其生活改善的作用有限。预计“十五五”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养老保障优化举措，完善退休养老机制，强化养老保险支撑作用，推动养老基金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保障低收入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

2、育儿支持持续增加

育儿支持政策的强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核心背景是我国出生率持续低迷——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约为950多万人，2025年预计降至870万人左右，出生率下行态势明显。提升出生率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家庭育儿能力和意愿，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短期内，预计我国将通过多种形式的育儿补贴（发放现金补贴为主），支持“一老一小”保障体系建设，缓解家庭育儿压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均曾推出育儿现金补贴政策，但实际效果有限，因此我国育儿支持政策将逐步完善，兼顾短期补贴与长期收入提升，推动出生率逐步企稳。

模块三：未来投资机遇与产业风口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今年会议的高频词，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方向。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核心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电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类数据中心的高效运转均离不开电力支撑，而电力的清洁化、高效化水平，将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形成重要支撑，甚至实现突破性推动。此外，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同样至关重要，无论是航天领域所需的高性能材料，还是半导体产业依赖的核心材料，均需得到高度重视，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

除此之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技术及生物技术，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需要明确的是，半导体、航空航天、太阳能等领域的发展，本质上都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可将其理解为“人工智能新基建”。若无完善的人工智能新基建作为支撑，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便无从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不同地区将结合自身禀赋确定差异化发展重点，有效规避同质化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区域发展方面，明年将继续推动“强者恒强”与“均衡发展”并举。

将进一步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其中长三角地区的地位尤为突出，目前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域，涵盖上海、杭州等科技创新活力较强的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同样具备强劲的发展实力，深圳作为其中的核心城市，创新活力突出，但北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度相对滞后。

另一方面，也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此外，海洋经济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望成为未来的新增长点。其中，海洋经济的发展重点聚焦于海南岛封关运作相关布局，尤其是洋浦港的创新发展，其相关规划与发展潜力值得后续重点关注。

三、风口一：硬科技与高端制造

芯片半导体领域。当前，芯片半导体是我国产业发展中受“卡脖子”影响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但2025年我国在该领域已实现三项重要突破。其中，国产GPU实现崛起，在政策强力扶持下，未来各类数据中心的国产GPU采购率将不低于50%。即便英伟达向我国出口最先进的U2芯片，我国芯片国产替代进程仍将持续推进。寒武纪、摩尔线程等企业已在该领域形成显著的经济效应，加之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构建的完整产业链支撑，我国芯片半导体产业正迎来全方位加码扶持。预计“十五五”规划期间，我国每年将投入不低于2000亿美元用于芯片产业发展，五年累计投入约1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七八万亿元），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航天领域。航天领域的核心发展方向是卫星互联网，同时火箭发射能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火箭单次发射仅能搭载18枚卫星，而美国SpaceX公司单次发射可搭载143枚卫星，两者差距显著；在轨卫星数量方面，美国已达9600枚，我国仅100余枚，差距同样明显。未来，6G产业发展将实现天空与地面的协同联动，地面依托基站，天空依托卫星互联网，构建网状支撑体系，传输速度可达到每秒700兆以上，这也是6G产业的核心发展蓝图，摆脱了对地面基站的单一依赖。卫星互联网的完善，是万物互联、车联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我国航天领域的发展亟待加速。

新能源领域。新能源领域的发展与电力供应密切相关，核心支撑人工智能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当前数据中心正朝着集群化方向发展，华为更是提出“百万集群”的发展目标，而集群化发展的核心前提是充足、清洁的电力供应。当前，美国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占其全国总发电量的10%，且未来算力计划提升50倍以上，电力供应压力凸显。我国在电力生产领域具备显著优势，而清洁电力的发展的不仅能够支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更能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因此，光伏、风电、锂电等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核电、水电领域的布局也需重点推进，例如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建设，便是我国能源领域的国家级战略布局。

总体来看，芯片半导体、航天、新能源三大领域，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新基建”，也是未来几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未来五年，人工智能产业难以实现突破性爆发，核心原因在于其相关基础设施仍需完善，因此当前投资需重点关注上述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态势。

四、风口二：数字经济

一是云计算与大数据领域。当前，我国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力度持续提升，而数据作为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素材，其规模与质量直接决定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水平。我国拥有14亿人口，同时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拥有海量的人口数据与生产数据，这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海量数据的存储与处理，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因此云计算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当前，华为、阿里已成为我国云计算领域的核心提供商，其发展态势值得重点关注。

二是工业互联网领域。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将以生成式大模型为核心驱动力，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双重提升，助力高端制造产业升级。

三是车联网领域。车联网的发展核心是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而其规模化发展离不开卫星互联网的支撑，与前文所述航天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形成协同发展态势。

五、风口三：绿色低碳

在“双碳”目标（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驱动下，绿色低碳领域已成为未来投资的重要风口，核心聚焦新能源发电、储能、节能环保三大方向：

一是新能源发电领域。该领域涵盖光伏、风电、水电、核电四大方向，均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核心支撑。其中，光伏产业当前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正处于行业“反内卷”调整阶段；风电领域中，陆上风电已趋于饱和，海上风电成为核心发展方向，其发电量是陆上风电的四倍以上，未来发展空间广阔；水电领域的发展重点向云南、贵州、四川等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倾斜，当前已有多个数据中心向该区域布局，核心依托当地充足的水电资源；核电领域成为中美产业竞争的重点领域，两国均已重启核电建设计划，但核电厂建设周期较长（通常需3至5年），未来核电发电量的提升，将为人工智能等产业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

二是储能领域。储能技术是新能源发电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瓶颈——当前新能源发电（如风电、光伏）存在波动性，例如风电受风力变化影响、光伏受光照变化影响，多余电力难以有效存储，导致能源利用效率偏低。当前，我国储能主要依赖锂电池，存储效率较低，亟需新型储能技术与新材料的突破，预计“十五五”期间，新型储能技术将逐步明确发展方向，实现阶段性突破。

三是节能环保领域。当前，我国已向全国一千家大型企业分配碳指标，推动企业落实节能减碳责任，未来碳指标覆盖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至两千家、三千家企业。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将逐步活跃，绿色低碳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国策，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例如，当前“好房子”的定义已纳入绿色环保节能标准，各类企业均需通过节能改造、环保升级等方式满足碳指标要求，地方政府也在持续推进节能减碳相关举措，绿色低碳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六、风口四：消费升级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与消费观念的转变，未来消费市场将呈现升级态势，重点聚焦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文化旅游三大领域：

一是医疗健康领域。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日本；预计2040年至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追上日本，2050年后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一趋势与我国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

二是养老服务领域。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将催生巨大的医疗健康与养老服务需求。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同时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突出矛盾：具备较强消费能力的老年人数量较少，多数低收入老年人难以承担高端养老医疗服务的成本。未来，政策将重点引导该领域的发展，协调供需矛盾，完善养老医疗服务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将为医疗健康领域带来突破性提升，预计2030年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医疗服务升级、新药研发、新型治疗方法推广，将有效解决各类疑难杂症，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文化旅游领域。消费升级背景下，居民对文化旅游的需求呈现高品质、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各地县级政府均在积极培育特色文旅产业，打造特色小镇、人造古镇、汽车城等文旅载体，推动文旅消费提质扩容。同时，文明旅游理念持续普及，居民文旅消费的人文素养不断提升，进一步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产业增长空间广阔。

七、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经济的“危”与“机”

聚焦国内，我们看到挑战与机遇并存。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外部需求和人口老龄化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危”。但与此同时，巨大的内需市场、科技革命、绿色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如何化危为机，是破局的关键。

1、挑战

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仍然持续。未来五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难以实现上涨，整体将以止跌回稳为主，市场风险仍将有序释放，部分房地产企业仍将面临风险暴露（如近期万科等企业的相关风险）。国家层面的核心调控目标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下行，避免风险无序扩散，防范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庞大，约达57万亿元，债务化解任务艰巨。未来，我国将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有序重整，预计每年重整规模约2至3万亿元。债务重整过程中难免会产生阶段性阵痛，部分市场主体可能面临损失，这是市场出清的必然过程。从投资角度来看，隐性债务需谨慎规避，而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债券（如二级债），因有政府信用保障，安全性较高，预计2026年至2027年，利率债、信用债等标准化债券的表现将优于2025年，呈现“物极必反”的发展态势。

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下行态势明显，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较2025年进一步下滑，外部需求的收缩将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显著冲击。2025年我国外贸出口实现显著突破，创下历史佳绩，2026年能否维持这一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需求的变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较大压力。

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不仅影响消费市场活力，也对养老保障、劳动力供给等方面带来持续压力，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较多，但不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各类风险将得到稳定化解。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压力，发展较为艰辛；预计下半年将实现否极泰来，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并持续至2027年，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力。

2、机遇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潜力，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这一优势是全球任何经济体都无法比拟的。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庞大的内需市场始终支撑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加之持续推动外贸出口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底气。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正全力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已实现突破性发展，已将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老牌工业强国及日本甩在身后，这些国家在未来30至50年内难以超越我国。未来，我国的核心目标是追赶美国的科技创新水平——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实力强劲，但我国有望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占据30%至40%的市场份额，与美国共同分享人工智能革命的成果，实现产业换道超车。

绿色低碳转型。当前，我国仅向一千家大型企业分配碳指标，未来覆盖范围将逐步扩大，各类企业均需参与节能减碳，推动环保升级。我国碳交易市场将逐步活跃，政府将采取保护性政策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绿色经济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涵盖房地产、制造业、能源等多个领域。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持续释放发展动能。在这一进程中，我国与东盟已形成密切绑定的合作格局。因此，未来海南岛封关运作、洋浦港建设推进的同时，高附加值加工领域将全部布局于国内。届时，大量货品无需绕行马六甲海峡、无需经新加坡开展转口贸易，可直接北上抵达海南，进而便捷进入中国内陆市场。这些转口贸易格局的调整，还将对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产生良性效益，推动各方逐步形成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与我国早年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协同发力的发展态势。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未来几年有望持续推进、愈发顺畅，但同时也面临一些逆风因素。例如，我国重点投资的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近期出现了局势变动。不过，此类短期变动无法撼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整体方向与长期态势。在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下，我国需优化转口贸易布局，目前越南、印度、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已逐步承接我国转口贸易释放的红利。上述诸多方面，共同构成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与潜在机遇。

本笔记制作于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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